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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深推进”，难点在于如何破除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为把税收留在当地，对企业迁出搞多部门论证；外地企业想要开辟新市场，必须在当地投资经营或者设立分支机构……地方规则林立、互不相通的现象背后，往往藏着“跑偏”了的政绩观。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出明确要求。深挖根源，通过系列举措的协同推进，善用“指挥棒”，明确“红绿灯”，才能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扫清关键的制度障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直指长期存在的片面政绩观，强调“不要换一届领导就兜底翻，更不要为了显示所谓政绩去另搞一套”，明确“我们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指出“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走那种急就章、竭泽而渔、唯GDP的道路”，要求将“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纳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核心框架……一系列重要论述和工作部署，不断校准考核“定盘星”，指引行至关键阶段的中国经济锚定航向，牢牢掌握发展的历史主动。

“这彰显了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价值观的深刻转变。从着力追求经济增长，到强化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指标权重，再到此次‘十五五’规划建议将‘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作为各级考核制度的重要方面，都是顺应发展大势、深刻把握规律后的主动调整，保证了党的意志通过政绩观的引领贯彻落实到各地。”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室主任、研究员曾铮说。

方向已明，但落脚到实践中，依然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地方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地方发展的关系认识不到位，打自己的“小算盘”，搞自己的“小循环”；有的地方不能准确认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认为外来企业利用或侵占了本地资源，因此设置准入门槛；有的地方缺乏市场经济的思维，没有创新发展的办法，仍习惯于路径依赖，通过打造“政策洼地”进行招商引资。

这意味着，要加强竞争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同。各地区各部门拟出台的增量政策必须进行事前合规性审查，确保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政策等与竞争政策的目标相一致；处于运转中的存量政策，含有地方保护、指定交易、市场准入歧视等内容的，必须及时纠正和废除。“公平竞争审查发挥了‘一票否决’的作用，目的就是规范政府行为、统一行为尺度，防止出台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曾铮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纠治政绩观偏差，党的纪律规矩发挥着重要的治理功能。《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党员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较大损失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针对企业经营地与统计地不一致导致地方政府要求在当地注册企业的问题，加快推进经营主体活动发生地统计核算。适应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新经济发展需要，建立和完善新型统计监测指标，及时准确反映地方经济发展成效。依托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促进企业信用信息互通互认，一体化推进信用监管和智慧监管。

在健全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中，差异化设置考核指标，科学配置个性指标与共性指标、反向指标与正向指标、核心指标与综合指标。不搞“一套衣服大家穿”“一个模子套所有”，而是充分考虑地区和部门单位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人口规模、社会条件、历史因素、功能定位等，有针对性地设置指标权重，深化分类考核，坚持“让该干什么的地方干什么”。

联通的是市场，孕育的是机遇，积蓄的是新动能。从着力整治企业低价无序竞争乱象、着力整治政府采购招标乱象、着力整治地方招商引资乱象、着力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着力补齐法规制度短板，到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从行为纠偏到思想探源，一系列举措正重塑发展的新优势，终将把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转化为全球最具吸引力、最具创新浓度、最具治理效能的统一大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