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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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的榕江，县城仅有县一中和县二小这两个球场，它们承载着无数少年的足球梦。放学铃声一响，四周是水泥地的下陷篮球场就会变身“迷你足球场”。四人一组，十几组轮流上场。没有专业裁判，摔倒了只需一个手势，所有人都会自觉停赛。装备更是简陋，磨平鞋底的胶钉鞋、班级团购的球衣，就是少年们逐梦的“战衣”。他们模仿着卡卡、罗纳尔多的动作，在奔跑中享受纯粹的快乐。

2009年，他考入贵州民族大学，本以为足球将渐行渐远，又因榕江师兄的邀约加入校队。起初，他因“野路子”踢法和体能短板被教练冷落，整整一年“坐穿”替补席。但他坚持出席训练，课后琢磨战术，通过一场场“野球”积累实战经验。他逐渐理解到：真正的足球不止于脚法，更在于对比赛的阅读与团队的协作。大二起，他跻身主力。大四时，他随队夺得特步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贵州赛区冠军，并代表全省闯入南大区赛——这是他“村超”之前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

“村超”的走红，给榕江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经济层面的改变最为直观，董永恒曾与姑姑合开的卷粉摊，“村超”前每月收入几千元，客源以本地人为主；“村超”火了之后，最高峰月收入飙升至三万元1999CC，外地游客络绎不绝。现在他虽不再参与经营卷粉，但姑姑和家人打理店铺仍能获得可观收入。县城原本冷清的街区，如今牛瘪火锅店、苗绣工坊、“村超”文创铺鳞次栉比。

榕江究竟是“被‘村超’改变”，还是“借‘村超’被看见”？这个问题背后，是外界对这座小城命运的关切与审视。人们担心，“村超”的光环可能遮蔽了它作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现实：过去这里曾是贵州贫困发生率较高的地区之一，产业基础薄弱，青壮年外流严重。“村超”带来的游客潮高度集中于赛事季，淡季时部分商铺门可罗雀。“村超”流量如何沉淀、公共服务如何跟上，都是现实的挑战。

当地人意识到1999CC，“村超”的价值远不止于球场上的胜负。其真正的爆发力，源于地方美食大赏、苗侗民族文化展演与非遗技艺的有机融合。因此，未来的“村超舞台”不应局限于绿茵场，而应扩展至全城、全县，将整个榕江打造为一个“全世界共享的超级秀场”——在这里，各地文化可同台展示，各类群体能各得其所，流量得以沉淀为“留量”，关注转化为可持续的发展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