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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鸣：适应经济发展阶段变化，投资结构需要优化调整。总的方向是，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提高民生类项目政府投资比重，增加与消费结构升级相适配领域的投资，加大科技创新、低碳转型等领域补短板投资，形成扩大投资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良性互动。比如，加大消费升级领域投资，鼓励“人工智能+”、超高清视频、人形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就能释放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消费的潜能。再如，加大服务领域投资，进一步放宽教育、医疗、文旅、养老等领域准入限制，增加高品质服务供给，也能释放多样化的服务消费需求。

王一鸣：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一半左右，是推动投资止跌回稳的重要力量。激发民间投资积极性，既要落实短期政策，也要重视制度建设。一方面，要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打通制约民间投资的堵点卡点，支持民营企业参与铁路、核电等领域重大项目，引导民间投资向高技术、服务业等新赛道拓展，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另一方面，要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持续加力解决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坚决防止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以更实举措增强民间投资信心。

王一鸣：“十五五”规划建议把“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从需求侧看，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超过1.3万美元，正处在消费结构转型升级阶段，即生存型消费占比下降，发展型消费占比提高。发展型消费如教育、健康等，往往采取集体消费方式，需要增加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从国际经验分析，在人均GDP从1万美元到2.5万美元这个阶段，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比重提高最为显著。

王一鸣：必须把短期政策和中长期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形成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和有效制度安排，解决内需不足、消费偏弱的深层次问题，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比如，加快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确定的“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的改革，调动地方政府推动扩大消费工作的积极性。又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要加快落实“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鼓励常住地政府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建立有效激励机制以提高常住地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积极性，释放农业转移人口的巨大消费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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