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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法案在技术可行性方面存在不确定性。法案禁止平台仅用身份证件验证年龄，但平台采用的替代方案均有缺陷。如Snapchat靠分析用户行为筛查，Meta计划用面部扫描，此类识别技术很容易误封成年用户或漏放未成年用户。不仅如此，未成年人规避禁令的门槛很低，可以通过VPN、虚报年龄、借用他人信息等方式绕过核验，让家长监护和安全过滤功能失效，反而让未成年人陷入无防护的网络环境。

其次，法案在适用边界上存在不确定性。禁令仅覆盖10家符合社交互动、内容发布等标准的平台，像YouTube Kids、LinkedIn等被豁免。同时，平台名单会根据青少年群体的迁移情况作出调整，但一些被视为低风险的平台因用户少并没有被纳入，而新平台出现后是否纳入则完全靠政府评估。这种灵活调整模式易出现监管滞后，也让平台和公众难以预判管控范围。此外，禁令仅针对特定社交媒体，游戏平台、匿名论坛、AI聊天机器人等未被纳入监管，这些场景中频繁出现的诱导、情绪操控等风险，可能成为未成年人转向的新风险点。

回头来看，澳大利亚推出社交媒体禁令极为仓促。在禁令出台前，澳大利亚是渐进式的治理思路：2015年出台了全球首部《加强网络安全法》，设立儿童电子安全专员职位；2022年生效的《网络安全法2021》更是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纳入涵盖网络霸凌、图像滥用等多场景的统一监管体系。进入2024年，这种治理思路风向突变。是年11月21日，澳大利亚部长递交立法建议，仅用4天就完成议会审议通过，期间仅开放24小时公众意见征集和一场3小时的公开听证会。

在社交媒体高度普及的背景下，我国已建立法律保障根基，迭代优化“未成年人模式”，凝聚多部门协同合力，织密全方位保护网络，逐步构建起一套兼具系统性与实效性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体系。但我们也清醒认识到，社交媒体中虚假、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尚未彻底根除，“未成年人模式”在实际应用中仍存在体验感欠佳，未成年人用网保护仍需加强。未来，需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提升网络治理精细化水平，持续净化网络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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